keyword：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2期（总第72辑）。

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生于1953年，1978年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一直担任名满欧洲、享誉世界的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的科研所长（Scientific Director），同时在多家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他是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二。

我们可以从IDEI网页上下载到梯若尔教授的学术简历。他的英文简历是2015年9月更新的，从这份简历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共发表了180多篇英语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和书的章节）和40多篇法语论文，出版了10余部专著，可以说是极其高产，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著作等身”。

在这里，笔者想要探讨的是梯若尔教授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功，其学术成功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励志名言讲得非常好，“成功的人是跟别人学习经验，失败的人只跟自己学习经验。”毫无疑问，梯若尔教授的经验是值得广大经济学研习者学习的。

从梯若尔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不看法语论文，单看英语论文，他平均每年大概发表5篇高质量的英语论文。从他1985年开始出版第一部著作算起，他平均大概每年写130页。这些耀眼的数字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的论著质量奇高。

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浩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可能觉得这些数字看起来并非高不可攀，但是考虑到论文和专著的质量，其代表的成就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根据某知名学术搜索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他撰写的《产业组织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一书被引用14000多次，《公司金融理论》（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一书被引用1900多次。他与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合著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被引用5300多次，合著的《电信竞争》（Competi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一书被引用1400多次。

他发表的论文中被引用2000次以上的有4篇，被引用1000次以上2000次以下的有10余篇，其他被引用几百次的论文还有一大批，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

梯若尔教授是起先读的是应用数学博士，后面读的是经济学博士，他的受教育背景跟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者不一样。从本质上看，梯若尔教授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跟传统的培养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按部就班地从经济学学士到经济学硕士再到经济学博士，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科班出身。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否定和批评传统的经济学培养模式，传统的经济学培养模式也出了很多“快手”，比如其中最为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

笔者在《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6辑（总第38辑）曾经发表过一篇题目为《经济学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的文章，其中写到，“阿塞莫格鲁博士是有很强的代表性的，他并没有像梯若尔（Tirole）和拉丰（Lafont）那样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即使是‘骑着数学的快马在经济学的沙场上征跑’也并不是因为自己具有数学上的先天优势。”

没想到仅在该文发表六年之后，梯若尔教授就斩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拉丰教授还健在的话，估计很有可能会跟梯若尔教授一起分享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对“阿塞莫格鲁现象”进行解读时，指出了阿塞莫格鲁博士学术成功背后的四点原因：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功要特别扎实；第二，能够转换研究领域，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进行深度挖掘；第三，善于寻找和自己知识互补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第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体力。作为《经济学里的“阿塞莫格鲁现象”》的姊妹篇，本文在解读“梯若尔现象”时，当然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是要从梯若尔教授自身的现实条件出发，看看他是如何在他自身的约束下实现学术最大化的。下面就让笔者分四点进行阐述。

事先声明一下，这四点只是笔者基于梯若尔教授目前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的解读，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你认同笔者的解读，可以从中借鉴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如果你不认同笔者的解读，你自己也可以提出一些替代性的解读。

第一点就是，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学术市场就像产品市场，论文和著作就是产品，作者就是生产者，生产者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才能在市场中立足。经济学者在进行研究时，要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不能拿自己的短项跟别人的长项比拼，否则很可能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

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不管是谁，要想取得学术上的成功，都需要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梯若尔教授的比较优势就是他的深厚数学功力以及基于数学功力的对经济学思想理解上的超强穿透力。梯若尔教授在写作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比较优势。

打个比方，如果你拥有传说中的倚天剑或屠龙刀，你不能把倚天剑或屠龙刀“束之高阁”，你要想方设法让倚天剑或屠龙刀成为自己的有效武器，最好是常备武器而不是秘密武器。梯若尔教授就像中国人所熟知的白眉大侠徐良一样，也做到了刀、剑、招和人合而为一。

他的180多篇英语论文和10余部著作，基本上都是带有数学模型的理论分析，这一点跟许多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在后期喜欢写纯文字性的经济学论文有很大的区别。数学模型就是梯若尔教授的刀和剑，把数学模型和经济学思想结合起来就是梯若尔教授的招。正是凭借着他的刀、剑和招，梯若尔教授才成为经济学里的“学术英雄”。

第二点就是，要善于用“新瓶装旧酒”。在汉语中，“新瓶装旧酒”用来比喻用新的形式表现旧的内容。有很多人先是读了数学的博士，然后再转读经济学的博士，为什么偏偏梯若尔教授能成为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呢？要知道，数学很好的人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容易剑走偏锋，陷入非主流。

梯若尔教授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不是先从边缘非主流领域做起，而是先从传统主流领域做起，在传统主流领域的基础上向外扩张，绝大多数时候他手里拿着的刀和剑始终就是他所擅长的博弈论和合约理论。大家可以看看他写的论文的主题，基本上围绕企业、政府、银行和市场展开，当然论文要在这些大的话题（topic）下面找一个小的问题（question），而对小点的捕捉则依赖于其基于数学功力的对经济学思想的超强领悟力。

当然，老酒也有可能会发生新变化，比如，有一部分会变成有香味的乙酸乙酯。老的主题里面也可能会有新的现象发生，梯若尔教授也非常善于捕捉这些老主题中的新现象，他的一些论文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新现象的。“新瓶装旧酒”中的“旧酒”正是这些传统主流领域以及这些传统主流领域所发生的现象。

说得夸张一点，这些传统的主流领域就像爱情、婚姻和家庭一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这些永恒的主题上搞出的突破很有可能是重大突破，至少是容易被大家认可的突破。这种“新瓶装旧酒”可以保证梯若尔教授始终行走在主流经济学的大道上。由于梯若尔教授具有我们在第一点中所讲的数学工具上的比较优势，所以他在这些传统主流领域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势”。

第三点就是，要善于选择有效的合作方式。梯若尔教授发表的180多篇英语论文中，大概有30篇是独立完成的，其他都是跟合作者一起共同完成的，合作的成果大概占到85%，可以说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合作的。

这一方面说明，当今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已经慢慢从单打独斗的时代转变到合作共赢的时代，就是像梯若尔教授这样的学术大牛也概莫能外。另一方面也说明，梯若尔教授确实在合作方面做得比较好，领会和践行了合作之道。

合作里面大有学问，这一点尤其值得国内经济学者借鉴。阿塞莫格鲁教授比较善于跟自己知识互补的学者进行合作，梯若尔教授则比较善于跟自己有共同知识结构的学者进行合作。跟自己知识互补的学者进行合作，有利于现有任务的安排和当前研究的完成。跟自己知识结构相同的学者进行合作更容易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有利于新思想的产生，为写下一篇论文做好铺垫。两种方式各有自己的长处。

第一种方式可以实现远距离、跨区域合作，交流不需要那么频繁，只需要把任务布置下来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需要比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合作过程中新思想源源不断的产生可能会导致合作伙伴比较稳定、合作时间比较长久。

梯若尔教授和合作伙伴大都比较稳定和长久，譬如，他和他的导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合作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他和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作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他和让-雅克·拉丰合作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他和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合作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他和本特·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öm）合作发表了一大批论文，他和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也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

这些合作者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有的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的将来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的有实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却不幸英年早逝。梯若尔教授对合作方式的选择，很值得那些数学功力比较强的经济学者借鉴。

第四点就是，要有比较强的执行力。微观经济学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选择是已经显示的偏好。”对这句话稍做改编，用在梯若尔教授身上就是，“结果是已经显示的行动。”梯若尔教授的学术发表记录那么优秀，说明他平时就很刻苦，他平时的执行力就很强。

人都是有惰性的，都喜欢拖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教授曾经在《美国经济评论》1991年第81卷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拖延与服从》（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基于亲身经历建立一个模型，阐明了拖延的内在机制和危害。很多人把拖延（Procrastination）翻译成拖延症，对付这个症的良药就是提高执行力。

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要根据时间情况安排自己的进程，争取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不要因为偷懒而把事情拖延到明天。我国古代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明日歌》，里面有几句是这么写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笔者认为，梯若尔教授的速度是跟他的执行力强分不开的。

要知道，论文发表是“一连串的事情”，从构思到建模到写成初稿到不断修改到投稿，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拖延，都会导致论文发表的拖延。提高执行力，应该成为每个经济学研究者的习惯，好习惯才能带来学术成功，好习惯才能成就美好学术人生。

“梯若尔现象”并不像“阿塞莫格鲁现象”那样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因为很多研究者都是通过传统模式或者接近于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如果硬要照搬梯若尔教授的研究模式，很容易“邯郸学步”。笔者觉得，其中第四点相对而言具有更加普遍的借鉴意义，第一点、第二点和第三点要从精神实质上进行借鉴。

最后，笔者来说一下梯若尔教授对经济学特别是组织经济学的影响。我们在用博弈论或者合约理论来分析组织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是在无形之中借鉴了梯若尔教授的方法，可能无形到我们根本就不会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梯若尔的文献，因为这些东西早已内化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了，我们甚至忘记了这实际上是梯若尔意义上的（in the sense of Tirole）。

这种影响就如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教授所著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对我们的经济学方法带来的影响一样，我们已经分不清是罗宾斯的还是我们自己的。